自国家四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》（下称“463号文”）以来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这一规定发布，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政府2012年以来债务增长迅速、融资渠道不规范以及信息不透明的高度重视。
　　
　　值得关注的是，463号文首次对信托、保险等“新兴”的融资渠道等内容进行严格界定。例如“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地方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不得以委托单位建设并承担逐年回购（BT）责任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”“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共租赁住房、公路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需要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，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不得向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借款，不得通过金融机构中的财务公司、信托公司、基金公司、金融租赁公司、保险公司等直接或间接融资”。根据这些规定，BT、租赁、基建信托、保险等近年“新兴”的融资渠道将受到明显抑制。
　　
　　在2013年地方政府面临换届、房地产调控持续、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继续放缓，而保障房建设、城镇化可能加大推行等大背景下，463号文等一系列文件的下发，将对控制可能到来的新一轮地方政府融资高潮起到积极作用。
　　
　　不过也应看到，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融资的过快与无序，并不能单纯希冀这样一个或几个文件。
　　
　　一是执行中难免有模糊地带。例如前述“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共租赁住房、公路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需要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”的规定，限定性条件就有三个：“符合条件”“公益性项目”“需要财政性资金偿还”，这些限定性条件有的好界定，有的并不好界定。如怎样确定哪部分债务由财政偿还？是人大决议为准还是财政部门书面承诺？这些界定都不明确或者都不给，会给具体操作带来困难。
　　
　　二是“旁门”堵不胜堵。各地以创新为名行融资之实久矣。地方政府融资从最初的找银行，到后来找直融、找信托、找理财、找资产管理公司，花样翻新层出不穷，这倒不能归结为监管不力。举观国内外，创新无不是在与监管的博弈中产生发展的。只不过有的创新不但于个体有益，于整体亦有益，便被监管认可，是真创新了；有的于整体有损，便要被监管制止了。
　　
　　三是融资的多元化，如城投债、短期融资券、中期票据等，其实也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直接融资。无论承销方、投资方、交易方，其实都还在银行体系内，未来兑付也主要靠银行。
　　
　　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，要进行体制改革。是不是财税体制改革呢？当然是。财力的增加，无疑将大大缓解地方政府的融资压力，这方面论述已多。但是否有此一条便足矣？笔者以为还不够。要找寻“中国式地方财政隐患的根本求解”，还要有另一条根本性的体制改革，就是政府职能转变。
　　
　　财税制度改革解决体现了经济的供给，而政府职能转变解决则体现了经济的需求。目前，政府已经越位渗入经济的各个方面。政府只应构筑最必要的安全网，最基本的游戏规则，并成为法律的保护者与执行者。政府只要履行好这些基本职能便可以让财政风险、金融风险大大的降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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