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金公司独董问题长期隐而不显。
　　
　　按照规定，基金公司独董“应多于公司最大股东委派的董事人数，且占董事会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。”
　　
　　但记者近日的调查发现，在70家披露了董事会信息的基金公司中，存在14家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不合理的现状。其中，不仅存在独董低于最大股东委派的董事人数的问题，而且还有独董少于规定人数的情况。
　　
　　独董问题凸显
　　
　　WIND数据显示，70家基金公司董事会成员合计达到606位，其中独立董事为231位，占比超过三分之一，总体符合证监会的规定。
　　
　　但从单家基金公司来看，情况却并不如此。
　　
　　8月24日，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基金更新了招募说明书。
　　
　　公告显示，民生加银基金公司股权比例：民生银行持股60%、加拿大皇家银行持股30%、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%。
　　
　　其董事会成员为8人，但独立董事仅为两人，分别是厦门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张亦春、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。
　　
　　在8人的董事会中，两名独董的话语权明显较弱。
　　
　　据记者了解，实际上，在2012年初的时候，民生加银基金董事会的成员还有9人，其中3名为独董，是符合监管层规定的。
　　
　　但是其中一位独董ColeRandyCapener，在今年8月份离职。8月10日，民生加银基金发布的民生加银稳健成长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中，就已经没有他的名字。
　　
　　“这种独董离职的事情较为常见，只要民生加银基金在规定时间内，补充一位新独董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，时间不能拖得太长，毕竟基金公司董事会有些重要决定，还是需要独董参与并发表意见的。”上海一家基金公司董事告诉记者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目前基金公司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“独董低于最大股东委派的董事人数”，较为典型的是交银施罗德基金。
　　
　　8月14日，交银施罗德基金披露的交银主题(更新)招募说明书显示，公司董事会成员有9人，其中来自最大股东——交通银行委派的董事为3人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其独董也为3人，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、瑞安经管中心主任谢丹阳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、教授周林。
　　
　　显然，交银施罗德基金董事会的独董数目并不符合规定。
　　
　　记者查阅了70家基金公司的董事会治理后发现，华夏基金亦存在此类问题，其9名董事会成员中有3名来自最大股东——中信证券的委派，分别是董事长王东明、董事徐刚、董事葛小波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华夏基金的独董也仅为三位。实际上，存在此类问题的还有博时基金、华商基金、兴业全球基金等。
　　
　　擦边球
　　
　　此外，部分基金公司董事会治理还存在“擦边球”现象，较为典型的是中邮基金公司。
　　
　　中邮基金发布的“中邮上证380指数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”显示，其董事会成员为9人，独董为3人。表面上看，符合监管层的规定，且其最大股东——首创证券委派董事仅为董事长吴涛一人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其董事俞昌建为首创股份总经理，而首创股份的控股股东为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(下称首创集团)。而首创集团亦是首创证券的控股股东。
　　
　　另外一位董事刘曙光，现为北京巨鹏投资有限公司(下称北京巨鹏)总裁。但是，北京巨鹏为首创证券的第二大股东。
　　
　　江苏一位律师告诉记者，实际上三者属于一致行动人。“在董事会的话语权中应该属于一致的，这和独董人数基本一致，独董的监督力度显然要减弱。”
　　
　　记者发现，还有一种“擦边球”打得更为隐蔽，如富安达基金公司。
　　
　　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为9人，其中独董3人，来自最大股东——南京证券(微博)委派的董事为2人，分别是董事长张华东，现任南京证券董事长；副董事长步国旬，现任南京证券总裁。
　　
　　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富安达基金另外两位董事，有着极深的南京证券“烙印”。
　　
　　其中，董事兼总经理李剑锋，此前历任南京证券公司营业部经理、投资部经理，南京证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兼研究发展部总经理，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裁等工作；董事、副总经理蒋晓刚，历任南京证券上海营业部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公司经纪业务管理部总经理、业务总监。
　　
　　上述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坦言，这种带有大股东“烙印”的董事，在基金公司中比比皆是，“很多总经理实际上就是以前在大股东单位任职的，他们现在虽然不在大股东单位工作，但实际上是和大股东利益捆绑在一起的。”
　　
　　实际上，光大保德信基金也存在此类问题，其董事长林昌，一度是光大证券助理总裁；董事沈诗光，现任光大证券计财部总经理；董事何媛媛，现任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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