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发生在一九二六年的冬天，那一年彼得格勒的风雪大得像是要把整座城市从涅瓦河畔连根拔起，然后像扔一只旧手套一样扔进芬兰湾。然而在瓦西里岛上，就在那些歪歪斜斜的老房子中间，在一栋墙壁上还残留着沙皇双头鹰浮雕的公寓楼里，煤气灯整夜亮着，暖气管道发出像是活物呻吟般的声响，而斯捷潘·伊里奇·科洛科尔采夫正坐在一张铺着油腻桌布的圆桌前，面对着一瓶已经见底的伏特加和一群他称之为“朋友”的人。
斯捷潘·伊里奇是彼得格勒第二肉类加工厂的厂长，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，有一张典型的俄国官僚的脸：宽大的下巴，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眉毛，和一双像是永远在计算什么东西的小眼睛。他的鼻子因为多年饮酒而微微发紫，像是被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标本。此刻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条纹衬衫，领口的扣子已经解开，露出了脖子上一圈肥腻的赘肉。他在笑，那种笑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把正在打开的手风琴——但没有人知道这把琴会奏出什么样的曲子。
坐在他对面的是工厂的党委书记维克托·帕夫洛维奇·谢尔盖耶夫，一个瘦削的、永远板着脸的男人，戴着一副圆形眼镜，镜片后面是一双从不眨眼的水蓝色眼睛。谢尔盖耶夫喝酒的方式像是一个病人在服用苦药：每次举起杯子，他的嘴唇都会先微微颤抖一下，然后一饮而尽，之后迅速往嘴里塞一块黑面包，仿佛试图用面包的粗糙去擦掉什么不洁的东西。
在斯捷潘·伊里奇左手边坐的是工厂的总会计师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·祖波娃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，她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像是某种防御工事的发髻，胸前的铜质徽章在煤气灯下反射出暗淡的光。她一滴酒都没有碰，面前的杯子里是格瓦斯。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斯捷潘·伊里奇的手——那双正慢慢伸向伏特加瓶子的手。
第四个人是工厂的采购员阿列克谢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，一个永远笑嘻嘻的、脸上长着一颗带毛的黑痣的矮个子男人。他喝酒的方式和谢尔盖耶夫截然不同：他把伏特加当成白开水一样往喉咙里倒，然后发出一种像是马匹打喷嚏的声音，接着用袖子擦擦嘴，又开始笑。他的笑声不大，却持续不断，像是有人在一刻不停地用指甲刮玻璃。
这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夜晚。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——当然，这个节日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张被揉皱的、扔进废纸篓的旧日历，没有人敢公开提起。窗外的风雪越来越大，煤气灯忽明忽暗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从黑暗中慢慢爬向这扇窗户。
“我告诉你们，”斯捷潘·伊里奇把最后一点伏特加倒进自己的杯子里，声音已经变得含混而响亮，“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：一种是喝酒的人，一种是什么都不懂的人。”
谢尔盖耶夫推了推眼镜，一言不发。祖波娃低下了头，开始认真地研究桌面上一块来历不明的污渍。只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继续笑着，他的黑痣随着笑声一跳一跳的，像是一只被钉在脸上的蜘蛛。
“你不信？”斯捷潘·伊里奇把杯子举到灯光下，让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缓缓转动，“维克托·帕夫洛维奇，你是知识分子出身，你应该明白。一个人不喝酒的时候，他就像……就像一把锁着的柜子。你知道柜子里有东西，可你看不见。你得有钥匙。酒就是那把钥匙。”
“斯捷潘·伊里奇，”谢尔盖耶夫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读一份会议纪要，“我认为您已经喝得够多了。”
“够多了？”斯捷潘·伊里奇把杯子重重地砸在桌上，里面的酒溅了出来，落在祖波娃放在桌边的手背上。祖波娃迅速把手缩了回去，但她没有抬头，她始终没有抬头。“维克托·帕夫洛维奇，你这话说得不对。一个人说‘够了’的时候，恰恰是他刚刚开始的时候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刚刚开始。”
他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，然后整个人像是一棵被砍倒的树一样向后靠去，椅子的两条后腿吱吱作响，仿佛在发出抗议。他的眼睛突然变得浑浊了，像是有一层灰色的薄膜从瞳孔深处浮了上来。他的嘴唇开始不受控制地抽动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念诵某种古老的咒语。
“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，”他突然转向祖波娃，声音变得像丝绸一样柔软，柔软得让人起鸡皮疙瘩，“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，您知道我最欣赏您什么吗？您从不喝酒。一滴都不喝。这很聪明，非常聪明。因为您知道，一个不喝酒的人永远不会在别人面前打开自己的柜子。您把钥匙吞进了肚子里，对不对？您把它吞进了肚子里，然后您就坐在那儿，看着别人一个一个地打开柜子，一个一个地把里面的东西翻出来。您是个聪明人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，您比我见过的任何女人都要聪明。”
祖波娃的手指在桌下绞在一起，指节发出细微的咔嗒声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窗外，风突然停了，那种突如其来的寂静比呼啸声更加令人不安，就像是在一场音乐演奏中，所有乐器在同一瞬间被一只手掐住了喉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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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笑声也停了。他的黑痣不再跳动，那张始终笑嘻嘻的脸忽然像是被人从里面拉了一下，变成了另一种表情——一种专注的、期待的、像是在等待猎物踩上陷阱的表情。
“但是您知道吗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，”斯捷潘·伊里奇的声音变得更低了，低得像是在说梦话，“吞钥匙也是有风险的。因为钥匙在肚子里待久了，会变成别的东西。它会变成一把刀子。您觉得呢？”
煤气灯闪了一下。不是那种正常的风吹造成的闪烁，而是一种有节奏的、像是某种信号般的闪动——明，暗，明，暗，明，暗。然后房间里的温度似乎下降了几度，每个人的呼出的气息都变成了可见的白雾。
谢尔盖耶夫站了起来。
“我该走了，”他说，“明天一早还有会议。”
“坐下。”斯捷潘·伊里奇说。
这两个字的语气没有丝毫的醉意。它们是清晰的、冷静的、不容置疑的，就像是一个指挥官在下达命令。谢尔盖耶夫的身体僵硬了一秒钟，然后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按住了他的肩膀，他慢慢地、慢慢地坐回了椅子上。
斯捷潘·伊里奇笑了。这次的笑和之前所有的笑都不一样。之前他的笑是宽厚的、和善的、甚至是有些愚蠢的，像一个慈祥的叔叔在哄孩子们开心。但这一次，他的笑露出了一排整齐的、过分整齐的牙齿，每一颗都在煤气灯下闪闪发亮，像是一排刚被擦干净的刑具。
“我跟你们说个故事吧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食指蘸了蘸桌上洒出的伏特加，开始在油腻的桌面上画着什么，“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关于我们厂的那个仓库管理员，费奥多尔·彼得罗维奇。你们记得他吗？那个瘸了一条腿的老头，走路的时候总是发出‘笃、笃、笃’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用拐杖敲地板。”
祖波娃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。谢尔盖耶夫面无表情，但他的镜片后面出现了一层薄薄的雾气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又开始笑了，这次的笑声比之前更轻、更细，像是一根针在空气中划来划去。
“费奥多尔·彼得罗维奇，”斯捷潘·伊里奇继续用伏特加画着，桌面上渐渐显现出一个歪歪扭扭的人形，“他在仓库里干了二十三年。二十三年。他记得每一个螺丝钉的位置，每一块肉的去向。他甚至能闭着眼睛从第一排货架走到最后一排，中间不碰倒任何东西。他是那种……怎么说呢……他是那种被钉在了岗位上的人，就像一枚钉子钉在墙上，你以为它和墙是一体的，可一旦你把钉子拔出来，墙上就会留下一个洞，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。”
他抬起头，目光从三个人的脸上依次扫过。那道目光的温度是零下。
“上个月，我们的仓库出现了短缺。不多，就几百公斤的肉。几百公斤，在这么大的一个工厂里，就像是在一个湖泊里少了几桶水，没有人会注意到。除了费奥多尔·彼得罗维奇。他注意到了。他不仅注意到了，他还知道自己该做什么——他该把这件事告诉我，或者告诉维克托·帕夫洛维奇，或者告诉任何一个有权力处理这件事的人。可他没这么做。你们猜他做了什么？”
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笑声停了。房间里的白雾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浓，浓到每个人的脸都变得模糊不清，像是被一层薄纱罩住了。
“他去了仓库，”斯捷潘·伊里奇的声音从雾中传来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从高处掉落的石子，“半夜三点，他一个人去了仓库。瘸着一条腿，手里拿着一支手电筒，一瘸一拐地走进那座又黑又冷的仓库。他打算自己清点所有的存货，找出短缺的原因。他打算做一个英雄。”
斯捷潘·伊里奇突然笑了，笑声大得惊人，像是一面鼓在房间里被敲响。墙上的灰泥簌簌地落了下来，落在桌面上，落在伏特加画的人形上，像是给那个小人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。
“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，瘸着一条腿，半夜三点在零下十五度的仓库里，拿着一支快没电的手电筒，一箱一箱地清点冻肉。他数了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后，他找到了短缺的原因——不是因为有人偷了肉，是因为记账的人把两个数字写反了。就这么简单。一个数字写反了。三和二换了位置。”
谢尔盖耶夫摘下了眼镜，开始用衣角擦拭镜片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很仔细，像是在擦拭某种珍贵的、易碎的圣物。
“费奥多尔·彼得罗维奇很高兴，”斯捷潘·伊里奇继续说，声音忽然变得柔和了，柔和得像是摇篮曲，“他找到了答案，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他锁上仓库的门，把手电筒塞进大衣口袋里，然后开始往外走。他已经走到大门口了，已经把手放在门把手上了。然后他倒下了。”
祖波娃猛地抬起了头。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，那种恐惧不是害怕某件具体的事物的恐惧，而是更深层的、更原始的、一个动物在面对某种无法理解的力量时的恐惧。
小主，
“他的心脏，”斯捷潘·伊里奇说，用手指了指自己左胸的位置，“他的心脏在那个时刻决定不再工作了。不，不是停止，是决定罢工。就像一个工人对工厂的待遇不满意，他罢工了。费奥多尔·彼得罗维奇的心脏觉得它已经干了太久的活，拿了太少的回报，所以它决定停下来，永远地停下来。”
房间里沉默了很久。煤气灯发出细微的嘶嘶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火苗中低声细语。
“第二天早上，保安在仓库门口发现了他的尸体，”斯捷潘·伊里奇平静地说，“他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一只手还抓着门把手，另一只手攥着手电筒。手电筒还亮着，只是光线已经微弱得像一只萤火虫了。他的脸上带着笑容，那种知道自己做对了某件事的人才有的笑容。”
斯捷潘·伊里奇端起杯子，发现里面是空的，便放下了杯子。他用手指敲着桌面，发出有节奏的“笃、笃、笃”的声音——和费奥多尔·彼得罗维奇的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一模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