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夫根尼·彼得罗维奇醒来的时候，天花板上的水渍又扩大了一圈，形状像一只摊开的、腐烂的左手。他盯着那只“手”看了三秒钟，然后按掉了闹钟。闹钟是五点半响的，他把它摁到了五点四十，然后又摁到了五点五十，最后在五点五十五分的时候，他像一具被线牵着的木偶一样坐了起来。

窗外是下诺夫哥罗德永恒的灰白色天空。十一月的阳光从来不肯好好照进来，仿佛这座城市本身就被埋在了一层薄薄的冻土下面。叶夫根尼住在红色索尔莫沃区一栋赫鲁晓夫楼的一层，窗外三米就是垃圾箱，夏天的时候气味能熏死一只流浪猫，但现在冬天来了，气味被冻住了，连同他的灵魂一起。

他穿上那条洗得发白的裤子和一件起了毛球的毛衣，对着镜子看了一眼。镜子里的人四十二岁，但看起来像五十二岁。眼袋垂得像两只装满水的避孕套，颧骨下面两道深深的沟壑，那是常年咬着后槽牙忍耐的结果。他笑了一下，镜子里的人也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像是在说：又一天，对吧？

厨房里没有面包了。他倒了一杯开水，放了两块方糖进去，搅了搅，喝下去。甜味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他的胃里，给了他足够的力量走出家门。

去地铁站的路上要经过一片废弃的工地。钢架结构的骨架裸露在外面，像一具巨大的恐龙化石。工地上立着一块褪色的广告牌，上面写着“新时代·新生活”，但下面被人用喷漆改成了“新牢房·新锁链”。叶夫根尼每次路过都会看那行字一眼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今天那行字下面多了一行小字：“你签的是劳务合同，又不是卖身契。”他站住了，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十秒钟，然后发现那行字是用血写成的。不是油漆，是血。已经发黑了，但确实是血。他盯着那行字，直到一阵冷风把他的帽子吹掉，他才弯腰捡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

地铁站里挤满了和他一样的人。灰白色的脸，灰白色的衣服，灰白色的眼神。没有人说话。所有人都低着头看手机，或者什么也不看，就那么低着头，仿佛脖子上的那颗脑袋已经重到需要整个身体来支撑。叶夫根尼挤进车厢，被人流推着站到了角落里。他对面坐着一个穿蓝色制服的老太太，老太太闭着眼睛，嘴唇微微翕动，像是在念经。但叶夫根尼仔细听了一下，她念的是：“收到收到，对得起自己就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。”反反复复，像一句咒语。

他在科穆纳尔纳亚站下了车，走了十五分钟，穿过一片桦树林，来到了“罗塞特克”公司的大门前。公司全称是“罗塞特克数据分析与流程优化联合股份公司”，但所有人都叫它“磨坊”。因为这里把人的时间、精力、尊严像麦子一样磨成粉末，然后做成面包给别人吃，而磨坊的主人自己连面包屑都吃不上——他们吃的是人。

大门是铁灰色的，上面有一个电子刷卡器。叶夫根尼掏出工牌刷了一下，门开了。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两侧是办公室，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更大的、黑色的门，门上用俄语字母写着：“进入此门者，请放弃一切希望。”叶夫根尼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以为是某个中二病保安写的，后来才知道这是新任总经理斯维亚托斯拉夫·伊万诺维奇·别列佐夫斯基上任第一天让人刻上去的。别列佐夫斯基读过大学，虽然只读了两年就肄业了，但他喜欢引用但丁，显得自己很有文化。

走廊里的灯管坏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发出嗡嗡的响声，频率刚好让人牙根发酸。叶夫根尼走过一间又一间办公室，看到那些比他早到十分钟的同事们已经坐在工位上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，像一排排被植入芯片的肉块。他走到自己的工位，拉开椅子，坐下来，打开电脑。屏幕亮起来的一瞬间，他在黑色的桌面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，那张脸比出门前又老了一点。

然后他听到了那个声音。

“叶夫根尼·彼得罗维奇。”

声音是从他身后传来的，温柔得像一把刚磨好的剃刀。他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。整个“磨坊”里只有一个人会用这种语气叫他的名字——那种语气里带着一种诡异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亲切感，就像一个屠夫在宰杀一头羊之前会先摸摸它的头，说“乖，不疼的”。

人事主管柳德米拉·阿法纳西耶芙娜·科洛科利尼科娃站在他身后。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嘴唇涂着一种介于紫色和黑色之间的口红。她看起来大约五十岁，但也可能更年轻，因为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——不是因为她保养得好，而是因为她的脸看起来像是用蜡做的，任何表情都会在那张脸上留下不自然的褶皱，所以她干脆不做表情。

“总经理要见你，”她说，“现在。”

叶夫根尼的心沉了一下。那种沉法就像你在冰面上走，突然听到脚下传来一声脆响。你知道冰要裂了，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裂，裂多大一个口子，你会不会掉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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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么事？”他问。

柳德米拉·阿法纳西耶芙娜没有回答。她只是微微侧了一下头，那个角度让她的脖子看起来像折断了一样。叶夫根尼站起来，跟着她走过走廊，走过那扇黑色的大门，走进一条更窄的走廊。这条走廊的墙壁上挂着历任总经理的肖像，从左到右，从苏联时代到现在。越靠近现在，肖像里的人脸就越模糊，仿佛每一任总经理都在变得越来越不像人。最近的一幅是别列佐夫斯基的肖像，画里的人没有五官，只有一个光滑的、鸡蛋一样的椭圆形。

总经理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。门是橡木做的，很重，上面有一个铜质的门把手，把手被磨得锃亮，说明有很多人摸过它。叶夫根尼注意到把手上有一层滑腻腻的东西，像是油脂，又像是别的什么液体。柳德米拉敲了三下，里面传来一声“进来”，然后门自动开了——不是被风吹开的，这里没有风，而是像被人从里面拉开的，但门后面没有人。

办公室很大，大得像一个小型教堂。天花板很高，高到看不到顶，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黑暗。房间里唯一的照明来自办公桌上的一盏绿色台灯，灯光将总经理斯维亚托斯拉夫·伊万诺维奇·别列佐夫斯基的半张脸照得惨白，另外半张脸淹没在阴影里，像月亮永远背对着地球的那一面。

别列佐夫斯基四十五岁左右，身材瘦削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。他的手指很长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像十把小小的铲子。他正低头看一份文件，听到叶夫根尼进来也没有抬头，只是伸出食指，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。

叶夫根尼坐下了。椅子比他想象的要矮一截，所以他坐下之后只能仰视别列佐夫斯基，这个角度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小学生。

沉默了很长时间。长到叶夫根尼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还能听到墙里有什么东西在爬行。沙沙沙，沙沙沙，像是无数只脚在管道里移动。

“叶夫根尼·彼得罗维奇，”别列佐夫斯基终于开口了，他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像一台调试良好的收音机，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看过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了吗？”

“看过了。”

“那你应该知道，你的能力评级连续三个月都是红色。”

叶夫根尼没有说话。他知道。他当然知道。红色是“不合格”的意思，橙色是“勉强及格”，绿色是“合格”，蓝色是“优秀”。整个部门四百多个人，蓝色的有两三个，绿色的有二十来个，橙色的有一百多个，剩下的全是红色。红得像一场火灾。

“我不认为这是能力问题，”别列佐夫斯基终于抬起头来，叶夫根尼看到他的眼睛是灰色的，灰得像下诺夫哥罗德十一月的天空，“我认为这是态度问题。”

叶夫根尼想说“连我自己都接受了我的平庸，您为什么接受不了”，但他把这句话咽了回去。咽回去的时候它卡在喉咙里，像一根鱼刺。

“你知道大猩猩为什么停止进化了吗？”别列佐夫斯基突然问。

叶夫根尼愣了一下。这个问题太荒谬了，荒谬到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大猩猩，”别列佐夫斯基重复了一遍，用食指敲了敲桌面，“你知道它们为什么停止进化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因为它们知道再进化下去就得上班了。”别列佐夫斯基笑了。他的笑容很奇怪，嘴角上扬的角度精确得像是用量角器量过的，但他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笑意，那两只灰色的眼睛像两颗玻璃珠一样盯着叶夫根尼。“这是一个笑话，”他补充道。

“哦，”叶夫根尼说，“哈哈。”

办公室里安静了。墙上沙沙沙的声音继续响着。

“你觉得好笑吗？”别列佐夫斯基问。

“好笑。”

“你笑得不够真诚。”别列佐夫斯基站了起来。他站起来的时候叶夫根尼才意识到他有多高，至少一米九，而且他站着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，像一只准备扑食的鸟。“你请假的时候倒是笑得很真诚，对不对？”

叶夫根尼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脸。上个月他请了一天假，因为他母亲病了。他母亲住在萨拉托夫，一个人，七十八岁，心脏不好。他请了假，坐了一夜的火车去看她，第二天又坐了一夜的火车回来。请假的那天早上，他在公司系统里提交了申请，然后给别列佐夫斯基发了一条消息。别列佐夫斯基没有回复。等他回到下诺夫哥罗德，打开邮箱，看到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，信里说“公司的每一个岗位都是不可替代的，任何人的缺席都会对整体效率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”。信的最后一句是：“公司离了谁都能运转，但你的岗位离了你就不行。这是两回事，请你搞清楚。”

叶夫根尼没有搞清楚。他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。

“您说公司离了谁都能赚，”叶夫根尼听到自己的声音说，“但我请一天假您都不同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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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了。连墙上沙沙沙的声音都停了。

别列佐夫斯基绕过办公桌，走到叶夫根尼面前。他低下头，俯视着坐在矮椅子上的叶夫根尼，然后伸出手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那只手很冷，冷得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