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她的尸体拖到床边，床底的空间刚好能容下一个人，我把她塞进去，又拉过床边的被子，盖在床底的缝隙上——这样就算有人进来，不掀开被子，也不会发现床底下藏着人。做完这些，我才敢直起腰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，贴在工装上，凉得像冰。

接下来该清理现场了。我先去卫生间找拖把，那是个掉了毛的旧拖把，杆上还缠着几根头发。我用拖把反复拖擦地板上的水渍，拖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地面看不出任何潮湿的痕迹，才把拖把放回卫生间，特意摆回原来的角度，假装没人动过。然后我走到床头柜前，拉开抽屉，里面放着她的手机和钱包，手机是个旧款的诺基亚，屏幕上还贴着张卡通贴纸；钱包是红色的，上面绣着“福”字，我打开看了看，里面有两百块现金，还有几张超市的小票。我把手机和钱包都装进黑色塑料袋，心里盘算着：拿点钱，再把现场弄乱点，警察肯定会以为是抢劫杀人，这样就能把他们引到错的方向。

我又检查了一遍屋里的东西，撬棍和乳胶手套都塞进帆布包，窗户也重新关好，锁扣轻轻扣上，从外面看，完全看不出被撬过的痕迹。最后，我从帆布包里掏出84消毒液，对着地板、沙发和床头柜喷了一遍，刺鼻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，呛得我咳嗽，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我不敢停，又对着门把手喷了两下，生怕留下指纹或纤维，直到屋里的每个角落都飘着消毒液的味道，才敢停下。

我走到窗边，又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巷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。我爬上窗户，沿着水管慢慢往下爬，脚刚落地，就赶紧往废品站跑，帆布包撞在腿上，发出“砰砰”的轻响。骑上摩的后，我没直接回家，而是绕到开发区的下水道口，那里的井盖坏了个洞，我把装着手机的黑色塑料袋从洞里塞进去，听着塑料袋落地的“哗啦”声，才敢骑车离开——我怕警察会通过手机定位找到我，这样扔进去，就算他们找到手机，也查不出是谁扔的。

回到平房时，已经是半夜了。我把工装裤脱下来，泡在盆里，倒了半瓶84消毒液，水瞬间变成了淡蓝色，泡沫顺着盆沿往下流，滴在水泥地上，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痕迹。撬棍我没敢留在家里，第二天一早，我骑着摩的去了之前干活的工地，把撬棍藏在仓库的一堆钢筋后面，那里堆着很多废弃的工具，没人会注意到多了一根撬棍。

晚上，我从王芳的钱包里拿出十块钱，去巷口的小卖部买了瓶二锅头，就着昨天剩下的面包喝了起来。酒很烈，烧得喉咙发疼，可我还是一口接一口地喝，想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都压下去。喝到一半，我掏出她的身份证，照片上的她还在笑，可一想到她那天在理发店，我问能不能便宜点染头发，她翻着白眼说“没钱就别染，染坏了我可不管”，我就觉得心里的火又烧了起来。我把身份证撕成碎片，一片一片扔进煤炉里，看着那些碎片在火苗里卷曲、变黑，最后变成灰烬，心里才稍微舒服点。

酒喝到半夜，我晕乎乎地趴在桌上，觉得这次做得比之前都好——伪造了抢劫现场，又清理了痕迹，警察肯定找不到我。可迷迷糊糊中，我又想起了砖窑路的那个姑娘，想起了河堤边的李小燕，还有杂物间的陈婷，她们的脸在我脑子里混在一起，有时候会分不清谁是谁，只记得她们都曾用那种看不起的眼神看过我。我甩了甩头，想把那些念头赶走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她们都该杀，谁让她们看不起我……”

第二天早上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落在满是酒渍的桌面上。我被巷口的喧闹声吵醒，爬起来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——几个邻居围在一起，小声议论着什么，我竖起耳朵听，只听到“开发区”“死人了”几个字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赶紧缩回屋里，再也不敢往外看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早上，王芳的同事小张联系不上她，就去出租屋找她。小张敲了半天门，没人应，她试着推了推门，门居然没锁。走进屋里，电视还开着，播放着早间新闻，桌上的外卖盒翻在一边，米饭撒了一地。小张喊了几声王芳的名字，没人答应，她走到床边，想掀开被子找一找，结果看到床底露出一只粉色的袖子，那是王芳睡衣的颜色。小张吓得尖叫起来，连滚带爬地跑出屋，掏出手机报了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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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风团队很快就到了。警车停在出租屋楼下，红色的警灯闪个不停，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秦风穿着黑色警服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让辅警把围观的人拦在警戒线外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李佳戴着口罩和手套，蹲在床底，小心翼翼地把王芳的尸体抬出来，她的手指轻轻拂过王芳颈部的勒痕，动作很轻，像是怕碰坏了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