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没有说“我答应你”，也没有说“我一定会回来的”，她只说了一个字——“好”。

但周景轩知道，这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，比什么都重。

他伸手把她额前的碎发拨开，手指碰到她额头的时候，她的皮肤是凉的，他的手指也是凉的。

“去吧，”他说，“车要开了。”

杨慕心点了点头，拉着行李箱转身往大巴的方向走。

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
他站在原地，手垂在身侧，手指微微蜷着，像在忍着不去拉她。

她看着他，看了两秒，然后转身继续走。

上了大巴，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把窗户上的水汽擦掉一块，往外看。

周景轩还站在那里，没有走。

车子发动了，缓缓驶出医院大门。

杨慕心透过那小块擦干净的玻璃，看着他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一个点，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。

她把窗户上的水汽又擦了一下，但那块地方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
她把手收回来，放在膝盖上，低头看着手腕上的银镯子。

“平安”两个字被袖子遮住了，她翻了一下手腕，让那两个字露出来，看了看，然后把袖子拉下来，盖住了。

~

武汉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。

她想象过武汉——长江大桥、黄鹤楼、热干面、樱花。

但她到的时候，武汉是一座空城。

街上没有人，没有车，没有声音。

路灯亮着，红绿灯还在变换颜色，却没有车走。

风穿过空旷的街道，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，又放下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像是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礼堂里独自鼓掌。

~

医院里是另一种样子。

人很多，多到走廊里都挤满了，却不嘈杂。

病床上的人不说话，因为他们没有力气说话；陪护的人不说话，因为他们的嗓子已经哭哑了；医生和护士也不怎么说话，因为说话需要力气，而他们的力气都用在别的地方了——用在穿防护服上，用在扎针上，用在写字上，用在扶着墙喘气上。

杨慕心被分在重症监护室。

第一天进病房之前，她在更衣室里穿防护服，N95口罩、帽子、第一层手套、防护服、第二层手套、鞋套、护目镜、面屏，一层一层地裹上去，像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。

穿好之后她站在镜子前面，看到的是一个不认识的人——白色的，臃肿的，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。

她的眼睛在护目镜后面眨了一下，镜子里的人也眨了一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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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走进病房的时候，心跳得很快。

她知道，从这个门走进去之后，她就不是杨慕心了——她是“杨护士”，是病人的手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绳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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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个星期是最难的。

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死。

她看着一个人在她面前死去，心跳从一百二掉到八十，掉到四十，掉到零，监护仪发出一声长长的“嘀——”，平直的，没有起伏的，像一条永远流不到海了的河。

她站在那里，手里还拿着刚抽出来的针管，药还没推完，人已经没了。

她看着那条直线看了三秒，然后把手里的针管放下，去拔输液管，去关监护仪，去盖白布。

走出病房之后，她靠在走廊的墙上，防护服摩擦着墙壁发出沙沙的声音

她不敢哭——哭了护目镜会起雾，起雾了就看不见了，看不见就不能工作了。

她站了大概一分钟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，隔着两层口罩和一层防护面屏，那口气吸得很费力，像是有人把一块湿毛巾捂在了她的脸上。

她吸完了，直起身，走进下一间病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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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她习惯了。

不是习惯死亡，是习惯忙碌。

忙到没有时间想任何事，没有时间害怕，没有时间难过，没有时间想周景轩，没有时间想菱城，没有时间想那顿还没有吃完的火锅。

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七点进病房，下午两点出来吃午饭，十五分钟吃完，再进去，晚上八点出来。

脱掉防护服的时候，里面的衣服全湿了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。

手被汗水泡得发白，皮肤皱成一团一团的，指甲盖下面有紫色的淤血——是手套勒的。

脸上被口罩勒出两道红印子，从鼻梁到耳后，深深的，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。